所以期待着《少年的你》有系列,《哪吒》有系列,但是要更轻一些,投资不要太大,形成一个良性的内容产业运营逻辑。这个不得了,会让中国电影产业焕发新生的。 在采访的过程中,高鸣有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在深圳,除非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大家都有很强的界限感。这种界限感,正是城市生活所带来的:越是城市化程度高的地方,越是如此。高鸣把握住了深圳的人情,《回南天》正是对此的具象化表达。 “《流浪地球》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标准’。”奇幻大片《征途》的监制郑保瑞说,对《流浪地球》之后的同类型影片,只能提出更高要求,特效要做得更好。 按照目前国产片市场总容量来说,大约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来消化这些存量作品。即使有部分流媒体平台会高价收购个别影片,也不足以承载这么大体量的资金回笼。在存量作品的资金没有回笼之前,很难有大规模的投资来做大体量的影片,另外别忘了未来两年还有一批关于抗疫、扶贫、建党100周年等重大题材影片,需要行业资金的投入。 另一方面也会让作为产业未来的那么一大帮年轻导演得不到足够的产业资源支撑,中国电影就会没有了支撑产业的“中产阶级”腰部。过去很多年中国电影票房过亿影片一直徘徊在四十部左右,记得黄坤明部长曾经问:“中国电影年过亿票房影片什么时候能过百部?”我理解这是长远的战略眼光。 当然,娱乐性表达方式是重要的,但那只是工具,要注重强化心灵快乐,而不是感官娱乐。这个就是我对疫情以后未来窗口期年轻创作者们面向未来的内容策略建议。 刘小磊认为,三部票房佳片分属不同类型,尤其动画电影和科幻片是中国类型片创作比较薄弱的部分。中国动画电影需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哪吒之魔童降世》是一个成功范例,故事情节和制作技术比较成熟。而科幻片的故事创作始终是短板,将小说改编成可视听的故事很有难度,《流浪地球》从剧作角度讲,叙事逻辑完整,人物丰满。 第二,重工业视听商业电影依然是影院市场稀缺品,但如果我们冷静反思,这样的影片要保证品质地量产需要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支撑,就中国电影产业而言需要较长的时间建设,质量上总体还无法和好莱坞大片相提并论。就中国电影产业的资金情况而言,结合大片的市场风险因素,数量上更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直至2019年中国农历春节,改编自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同名短篇小说的《流浪地球》一举打破了中国国产科幻片给中国观众乃至世界市场的刻板印象。其票房仅次于《战狼2》,比同样在中国市场大受欢迎的《复仇者联盟4》的票房还要高出逾4亿元。 构建中国电影学派能够弥补电影创作和研究短板。中国电影不仅要做大市场,更要向世界塑造中国形象,表达中国价值,让电影成为中国文化的名片。在电影创作中,将电影思维和电影语言与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经验融汇共聚,展现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进而形成具有民族风格的代表作品,尚有一定的开拓空间。电影研究近些年来在理论、方法论方面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较多,对自身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关照不够。从自身历史和经验中吸收营养、构建独立的中国电影学派,成为我们解决自身发展诸多问题的必要尝试。 刘鹏的判断是基于2015年至2019年前5个月的中国电影市场数据。2016年,周星驰导演的《美人鱼》就贴有“科幻”分类标签,票房超过33亿元人民币,一度成为中国票房冠军。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2018年公映人人影视、人人影视、人人影视的《巨齿鲨》也试图探索科幻制作,但采用的是中美合拍方式。 没多久,高鸣成为了早期民间放映社团之一“缘影会”的会员,见证了中国独立电影最野生和蓬勃的时期,第一次看到了贾樟柯的《小武》。“原来电影还可以是这样的”,他感觉神经被刺激得兴奋起来。随即,添购了一台家用DV,总想着拍些自己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在影片中穿插了很多异常的镜头,一是为了营造气氛,另一个目的是为了让观众走出影院后意识到,原来我们身在其中的这个世界是危机四伏的、不可控的,任何的奇异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的。这种感觉是我们的团队工作了一段以后,大家共同的感觉,变得出门都特别小心。监控有机会让我们同时看到世界各地同时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想把这种感觉植入电影中。同时也是为了反衬人类永远会有的、私密情感的脆弱与微小,这在今天却变得更加微不足道。实际上,主角柯凡与蜻蜓都是认真的人,科凡可以说是与标准化抗争的唐吉歌德,与蜻蜓的价值观是错位的。人类共有的情感愿望与现实的错位,是被这个时代现实给撕扯的更大了。” 这部中国走出去的宣传片,我觉得《中国推销员》可以及格了,它是华语商战题材电影的探路者。希望国产电影越来越好。 我们的电影没有演员,主角蜻蜓和柯凡的轨迹是由不同的人构成的,这使得影片扩展出一层更深的含义。佛教的一个核心的命题在于它不注重人的肉身本身,而是灵魂和轮回的部分。此刻,我在这儿,你在那儿,是不是真实的自己?你也许是多少代前一个姻缘的替身,或者灵魂附体,所以故事是从寺院开始。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电影用他们的某一段生活拼接出了主角轨迹,主角存在吗?